针对我国儿童被虐待致伤致残、遭受性侵害的案件时有发生，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公布了三起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典型案例，以打击震慑此类犯罪，提高全社会法制意识与防范保护意识。

　　伴随社会的急剧变化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社会机制如伦理约束、社区庇护等日渐式微，司法力量最终成为弱者的最后依仗。最高法公布典型案例，直接意图即在于以个案的典型性，揭开暗藏在各个角落的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，向社会传递司法打击此类犯罪、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决心。

　　在鲍某某强奸、猥亵儿童案中，犯罪人身份和作案手法均具有很强的典型性，对于打击和预防校园内的此类犯罪具有极强警示意义;继母打骂虐待继女案，揭开了隐秘在家庭内部的犯罪黑幕，矫正人们“司法不干预家务”的传统观念误区，震慑那些借“教育”之名而行犯罪之实的不法行径;而邓家文组织指使未成年人入户盗窃案，则将矛头指向社会上各种利诱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现象。三起案件，发生的领域、犯罪人、犯罪手段和判决结果等各不相同，但都代表了某一方面的典型性特征，公布后对潜在犯罪的威慑效应明显。

　　除了法治教化外，公布典型案例更重要的意图还在于指导审判实践，以寻求“同案同判”的良好司法效果，进而塑造刑罚适用严密如一的品格。这种一致性与刑罚密度，有助于排除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和“钻空子”现象，填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的缺漏。

　　实践中，由于定罪量刑的标准不一，加上个案中司法机关考量的因素各异，比如嫌疑人的特权因素、家庭关系等，使得一些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案件，容易得到不同程度的宽宥。其结果是放纵了对犯罪的一体化追诉，也让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面临险境。

　　以死刑判决为例，对于被告人是适用立即执行还是缓期执行，因立法标准模糊，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在处罚上也易出现重大差异，判若云泥的裁决不仅易伤害司法统一性，更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预留了司法漏洞。在此次公布的三起典型案例中，就有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，通过对这些个案定罪量刑的观察，有助于下级司法机关在类似案件的裁量中，比照并渐渐形成较为一致的判决逻辑。特别是在鲍某某一案中，存在典型的“自首能否免死”的裁决两难，而最终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，则宣示了司法在犯罪情节极其恶劣、社会危害极大与犯罪人部分自首之间的权衡，这对加强刑事司法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能起到强劲的失范作用。